随着夏季的来临，“一带一路”也开始进入高温状态。在中国领导人频频出访签下大单之时，中国企业亦跃跃欲试，期待在“一带一路”的红利中分到一杯羹。然而，除了拥有充沛的热情，对于境外投资的风险也绝不可轻视。和以往中国企业“走出去”主要选择欧美发达国家不同，“一带一路”沿线的64个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法律体系上都存在更多的不确定性。

作为提供境外投资咨询服务的专业机构，普华永道专门就“一带一路”政策成立了牵头小组，为希望借“一带一路”出海的企业提供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可行性研究、融资和风险规避等信息服务，并帮助其实现当地对接。普华永道中国企业融资部主管合伙人黄耀和及其亚太区国际税务服务主管合伙人庄树青就是该小组的成员。

黄耀和：目前“一带一路”的宣传效果是达到了。但是在执行和落地并成功见效上，这是一个不少于十年的长期过程。实现共同繁荣并不容易。

由于每个地区的文化宗教不同，因此在具体项目的执行里会遇到很棘手的问题。有时候中国投资者希望输出的技术并不是输不出，而是对方不一定能具备人力与技术条件承载或接受。因此在执行上会有较大的磨合难度。

首先，除了政治风险，法律体系上就存在不小的问题。当地到底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外商投资有怎么样的法律规定和待遇，两国签合同是按照哪国的法律进行，遇到仲裁又去哪个国家，都有很多实际操作问题。

其次，金融体系也存在问题，比如会有部分中国企业去越南等其他亚洲国家投资，却无法从当地银行贷到款。而且当地货币的稳定性也很重要，目前人民币比较稳定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外汇储备充足，因此可以通过货币政策维持稳定汇率，但很多国家在外汇储备上很不充足，因此汇率发生大波动的时候就缺乏手段去稳定汇率了。因此，去投资的企业赚的是当地的钱，但一旦当地货币贬值，投资回报就会大受影响。再比如，如果要修一条跨多国的公路，但沿线各个国家的政治环境、货币稳定性都不同，因此在实际操作费用分摊时就可能会产生不少的问题和风险。

庄树青：除了问题和难度，执行上的风险也不小。毕竟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政治上不太稳定，在法律上也不太完善。以前中国企业走出去比较喜欢去欧美这些成熟的国家。虽然比较复杂，但可以去学习法治国家的规则，确定性较高。而现在的这些国家机会更多，土地和人工都比较便宜，但背后有很多不确定性，包括当地居民是否支持，当地的宗教或文化是否能让需要女性劳工的纺织行业拥有充足的劳动力等等。

庄树青：首先要对这些国家充分了解。如果是政治上的风险，可以通过国家层面的交流来获得更多支持和确定性。去年有一家企业到中亚成立了一个纺织加工的基地，和当地政府谈包括土地和税收等方面的优惠，虽然与政府的沟通很融洽，但最终口头承诺能否落地和持久却需要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

因此，在做可行性研究上，企业需要对最坏情况做好准备，这些准备包括用足国内各项扶持政策、投保商业保险，以及聘请国际化的专业服务机构等。在“一带一路”的热潮中，企业境外投资也可能会出现盲目跟风的情况，未能做到专业且系统地评估项目。

黄耀和：目前国内企业最薄弱的可能是具体项目评估的手段。

如果同时面对十个项目要选择投资的优先顺序，我第一步会先选国家，把这些国家对中国投资需求程度做个分类，然后再考量具体操作层面的，包括法律和金融体系以及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效率等。

第二步是选行业。建议企业一定要选自己熟悉的行业，要知道跨行业经营看起来很美但实施起来非常困难，更不用说跨国投资了。

第三是搞好跨国投资和经营的团队，这非常重要。

第四是认真研究风险，寻找专业的服务团队。

第五是建议企业寻找合适的本地伙伴，这对熟悉当地环境和利用当地本土资源很关键。

没有成熟投资者不知道的策略，关键是有没有扎实地一步步去做。毕竟现在我们是在很系统地谈论风险。但对于部分企业来说，尤其是老乡集体投资型投资者，在具体的操作中，很多时候都不一定会做充足的调研和分析。

日报：在“一带一路”中，国企和民企的角色应该如何分配和切换才能最好地控制风险？应当让国企先行么？

庄树青：在“一带一路”的推动中，国企和民企都有很多机会。但在这个过程中，两者的分工是不同的。毕竟国企有更多在海外投资的经验。相对来说，民企在投资大型项目上的经验会少一些。比如国企拿到了巴基斯坦的大型项目，就相当于拿到了总包，有很多分包可以发包给民企来做，毕竟后者在细分上会更有优势。

黄耀和：我国的“一带一路”对周边国家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扶持作用。在发挥这一作用时，国企承担的任务会更重一些。国企会有可能投资一些投资回报较长、毛利率较低但对当地政治影响力较大的项目。

国企和民企的分工还体现在进入的顺序上不同。很可能是国企先进入，搭建好了平台后，民企稍后再进入。

日报：在防范投资风险和追求经济效益之间，企业应当如何平衡？

黄耀和：一般来说，国企会考虑国家战略和长期效益。民企更多的是从内部平衡投资成本和回报率，而国企更看重风险的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