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牵头的“一带一路”究竟是译作“One Belt and One Road Strategy”还是“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标准答案是后者。Initiative意为“倡议”,更具协商性和包容性,而且“带”、“路”不是一元化的平台,而是纵横交错、群策群力的网络,恰如其分地展现了中国希望奏响“协奏曲”的美好愿望。
一个翻译细节,却如此值得推敲,可见“一带一路”已经扬帆起航、走向世界。“近期习近平主席访问欧亚三国,李克强总理访问拉美四国,中国经济外交的吸引力凸现,欧亚、拉美、非洲、南太国家纷纷希望与‘一带一路’建立联系,参与互联互通,主张与中国加强产能合作。”中国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副司长、丝路基金董事刘劲松在由复旦大学主办的“上海论坛2015”期间接受《第一财经日报》独家专访时表示。
由中国倡导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金砖银行)和丝路基金也同步取得新突破。“筹建亚投行的第五次谈判代表会议刚在新加坡顺利落幕,具体运营细节呼之欲出;金砖五国倡导设立的金砖银行敲定了总部地址,即上海的浦东世博园区。英国的吉姆奥尼尔(Jim O'Neil)先生应该很高兴,因为他发明的‘金砖’一词不再是学术和股市概念,而成为扎扎实实的投融资计划。”刘劲松表示,“一带一路”、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银行等一系列新倡议、新机制产生了“协同效应”(Synergy Effect),让中国的经济外交光彩照人,也为世界新一轮工业化进程和实现全球经济金融稳定贡献了正能量。
当然,“一带一路”不只是“高大上”的国家倡议和政府间合作,而是一种传承千年、真切可感的精神和情怀,是各国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收益。它既古老又年轻。古老来自于千百年前张骞、玄奘、郑和、马可波罗那般爬山涉水、劈波斩浪的“丝路精神”;年轻则因为它是全球化、信息化条件下开放合作的产物,而非任何国家地缘政治的工具。
成长在大西北、曾常驻亚欧多国的刘劲松更是呼吁年轻人亲自踏上“丝路”。“玄奘去印度取经,经历恐怕超过了《西游记》上讲的‘九九八十一难’,他百折不回,靠的是一种虔诚的宗教信仰,今天的中国年轻人也应该有另一种信仰——‘达则兼济天下’,有一种天下观、义利观、合作观。非但中国人自己要干好,同时也要关注世界的事,关心世界各地的劳苦大众,帮助别人一起发展,一道实现梦想。”刘劲松对记者描述道:“欧亚大陆和附近的海洋,有非常多的国家和精彩纷呈的景象,有非常多可以让你实现梦想的地方,只要你有本身、有激情、有实干,中国梦、亚洲梦和你个人的梦完全可以无缝衔接、开花结果。”
“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银行协同效应
第一财经日报:“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银行各成体系,又紧密相联。中国和印度很可能是亚投行的第一、第二大股东。你认为这两个大国应该如何合作,如何求同存异、搁置既存利益冲突,来为亚洲的互联互通和国际产能合作的大图景献力?
刘劲松:印度已经成为亚投行的意向创始成员国。对于“一带一路”,印度也表示出关注和兴趣,前些天莫迪总理访华时也有比较积极务实的表态。印度强调自己是一个大国,不轻易支持或参与别国的倡议,而是有自己的设想和计划,例如“向东行动”、“季风计划” (Project Mausam,旨在促进环印度洋区域合作),还有“在印度制造”,印度在非洲也有很多经济存在(economic presence)。印度的发展规划和国际合作计划,与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存在对接合作的空间,中印可以用各尽所能、相互协调的方式,务实推进整个亚洲的互联互通。我觉得莫迪总理访华的成果相当丰硕。
中印存在一些分歧,但邻国之间有些磕磕绊绊并不奇怪,没必要夸大,其实双方都在努力管控分歧,加强互动与合作。中印企业曾联合在中东国家竞标。尼泊尔地震后,中印两国都派了救援队赶赴第一线。今后,双方可以拓展合作领域,例如考虑共同在第三国开展一些大型基建工程项目,共同研究古代丝路上的文化遗产。
日报:金砖银行已经正式落户上海,落户在世博园的总部也已经在动工建设。你认为金砖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以及“一带一路”将发挥何种“协同效应”?
刘劲松:金砖银行对于上海来说是个大好事。其实在新中国建立前,在上海就有一个重量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亚太经社会(U.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 ESCAP),前身是1947年3月28日在中国上海成立的亚太和远东经济委员会(亚远经委会),1949年6月由上海迁至泰国首都曼谷,1970年将会址正式设在曼谷。中国比较缺少有份量的国际组织常驻。这对于日益国际化的中国、对于上海这样的国际金融中心而言,无疑是一个缺憾。金砖银行的诞生和落户中国在,对新兴市场国家具有里程碑意义,代表着新兴力量的新风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开放步伐的加快。金砖银行和亚投行、丝路基金相互支持,与“一带一路”相互支持,表明发展中国家可以团结合作,能够自主、有效地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而且这些平台的建立,对新兴市场国家开展基建和增加就业,加快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都有很大的好处。
“拉美行”凸显产能“无边界合作”
日报:5月17-26日,李克强总理访问巴西、哥伦比亚、秘鲁和智利的“拉美四国”,强调中拉产能和装备制造的“3X3”合作新模式。拉美国家是中国国际产能合作的重点国家吗?拉美与“一带一路”有什么样的关联,“一带一路”与产能合作又是什么关系?
刘劲松:李克强总理拉美之行和相关演讲丰富完善了国际产能合作的理论与实践,内涵很丰富,操作性也很强。产能合作是中国和拉美各国的需要,也是全球经济复苏的需要,一举多得。产能合作不是建一个工厂或兴办某种产业,而是包括物流、电力、信息、融资等很多领域,建设的是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带动的相关国家工业化升级和调整转型。产能合作是开放的,要按市场规律运作,要注重市场需求,所以拉美是中国重要的合作伙伴,非洲、亚洲也有不少国家希望与中国结成基建伙伴关系,发达国家方向也有合作的空间。
“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讲了八个重点领域,一是促进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二是提升经贸合作的水平、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贸易新增长点;三是大力拓展产业投资;四是深化能源资源合作;五是拓宽金融合作领域;六是密切人文交流合作;七是加强生态环境合作;八是全面推进海上合作。国际产能合作是产业投资合作的另一种表述,是“一带一路”建设中值得深入发掘、潜力巨大的领域。“一带一路”的地理立足点是欧亚大陆及其附近的海洋,但她又是开放的,我们张开双臂欢迎五大洲的朋友“共商、共建、共享”,这当然包括拉美国家。有的拉美国家已经参与了亚投行的筹建,有的拉美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有项目投资,有的国家希望与中国等东亚国家开展海上互联互通,拉美与亚洲还有机制化的合作平台,应该讲这些都体现了“一带一路”的开放性和全球影响,体现了拉美的积极参与。
日报:“国际产能合作”的影响力、吸引力已经显现,非洲、独联体、拉美等地区国家都纷纷希望中国企业到他们那去建厂投资。请问中国提出的国际产能合作与以往有些国家搞的产业转移、产业输出有何不同,到底有何特色?中国外交系统能为此做什么事?
刘劲松:中国提出的国际产能合作,不是简单地卖产品和建工厂,而是帮助有关国家建立更加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制造能力。“既要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在硬件合作的同时,高度重视技术合作和能力建设。“产能合作”的这个“能”字是有多重含义的。中国提出的产能合作不会是以往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再版,而是强调互利共赢,强调与基础设施及互联互建设的结合,强调开放性。产能合作既是经济行为也是外交行为,我们走出去的企业需要更多的外交支持,包括信息、签证、领事保护等等,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一直将服务企业走出去做为工作重点,近来进一步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王毅部长出席外交部品牌活动“蓝厅论坛”,为河北省推进产能合作站台。主管司长和驻外大使广泛深入地考察,选择重点国家和重点项目,协调解决企业和地方反映的问题。我们最近还开了一系列研讨会,倾听企业需求,直接解答问题和介绍情况,大家反映很好,觉得外交更接地气了。
年轻人应当学习“丝路精神”
日报:随着中国提出的倡议和带头的行动不断增加,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也与日剧增。在外交生涯中,或是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中,有什么事件让你突然感动,或者感受到“中国”二字的分量?
刘劲松:“一带一路”是要靠人要做的,最终还要靠人心相通来实现。我在新疆一个边境县考察时,看到一位同志一直在做巡边护边的工作,非常枯燥、艰苦的活。他曾是全县最年轻的科长,一气干了14年,成为最资深的科长,无怨无悔,兢兢业业,饱含深情。他的这种情感和奉献深深感染了我。丝绸之路是千百年来中外先辈艰苦奋斗铺垫而成的,出过一些名人,但更多是默默无闻的奉献者、实践者,他们同样值得尊敬,更应该受到关注。我去年11月还参加了APEC会议周期间习近平主席主持的“互联互通伙伴对话会”,有关国家踊跃出席,各国领导人发言充分肯定“一带一路”和中国外交,纷纷赞扬中国在当地建设的项目造福一方、影响深远,希望“一带一路”传承和发扬丝绸之路精神,让亚洲人民真正“心手相联”。那个时刻,我真切感受到中国的影响和中国的责任。
日报:“一带一路”不仅仅是一个概念,其效应应该真实地反应在我们的生活中。你认为年轻一代人应该从“丝路精神”中学到些什么?
刘劲松:古代丝绸之路的开辟和维护,中国人做出了巨大贡献。印度莫迪总理访华时总讲玄奘的故事,玄奘一气儿在外奔波十九年,艰苦跋涉,风吹日晒、沙漠高山酷暑都经历过,死亡威胁和盛情挽留也经历过,但不改初衷,成就了丝路上一段佳话。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应该学习这种精神。我不是说大家要去当和尚或去西天取经,而是培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求索精神、放眼看世界的开放精神,以及谦虚和学习的精神。中国是一个成长中的大国,是和平的大国,也是学习的大国,学习是中国人的优秀品质,也是中国发展强大的不竭动力。我们应该向其他国家学习,不能自满。哪怕一个很小或比中国穷的国家,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印度的软件业发展很快,孟加拉国的尤努斯创立的穷人银行(即小额信贷)模式在当地办得挺成功,尼泊尔的探险旅游也办得不满。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我们今天学习的对象,不应该只是发达国家,我们开放的方向也是全方位的。
还有一点,建议我们的年轻人亲自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走一走,可能的话还可以当一段志愿者,这样对“一带一路”会有更深的理解,个人价值观也可能受到一些触动。我们的阅历还是要更宽一些,朋友圈更要大一些,心胸气度更伟岸一些,这对今后事业的发展、性格的健全、品格的提升都有帮助。“一带一路”会给沿线国家带来很多生意和项目,我国对外投资规模将超过吸引的外商投资,可以创造很多就业岗位。建议我们的年轻人将择业的视野更多放到国外。我们的外交官、工程技术人员早已在沿线国家工作,都干得不错,风险要防范,但不能因为风险就窝在家里。“一带一路”沿线有非常多的景致和故事,要靠新一代年轻人去体验、去创造。
附录:
丝绸之路上的四个“IN”(The Four“IN”s on the Silk Road)
——刘劲松5月23日在“上海论坛2015”上的演讲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中国和国际经济界、外交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一带一路”。坊间很多将它翻译成“One Belt and One Road Strategy”,其实不很准确。中国官方的英文翻译是“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这不仅仅是英文译法的问题,而且因为“一带一路”不是只有一条经济带或者一条海上通路,也不是一元化的平台,而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和多元化的网络。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先生建议在英文翻译中保留“Silk Road”这个关键词,因为这个词很有历史感和感召力。他的建议值得重视,好在我们已经成立了一个“丝路基金”,我是她的董事之一。丝路基金以Silk Road为名并顺利启动,第一个投资项目在巴基斯坦,那是古今丝绸之路的重要走廊。
有关翻译的学术争鸣,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国内和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关注和爱护,也说明“一带一路”需要在实践和探索中完善,需要更多考虑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与对接。
东西方的情况和思维方式有很多差异,但也有共性,除了对Silk Road这个词的美好印象,也包括亚洲国家以及南北国家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应对思路。
我想用四个“IN”概括这种应对:Infrastructure, Industrialization,Internet和Inclusiveness。从经济学角度讲,既包括需求端管理,也包括供应端管理;既体现市场决定作用,又需要政府的作为;既强调各国的自主改革与创新,更离不开国际合作。
关于基础设施
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泰国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基建投资达到380亿美元,2010年后骤降至250亿美元。还有几个数据能够反映基础设施建设的潜力与紧迫性。仅仅在南亚,就有30%的人口还没有用上电,75%的人口没有用上自来水,41%的人口没有厕所。
即便是美欧日这些发达国家,也存在严重的公共设施与道路老化问题。美国现在有6万座桥梁需要大修,三分之一的交通事故缘于路况不佳。目前世界上所有多边开发银行每年在基础设施上的投入仅占它们全部投资的5%到10%。
专家测算,1单位基建产出将拉动上游相关产业1.89单位的生产扩张,并推动下游相关产业3.05个单位的供给扩张。这很说明问题。
令人欣慰的是,联合国贸发会议刚刚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2014年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对外投资较上年增长34%,约4400亿美元,首次超过北美和欧洲,占全球对外投资总量的三分之一,这些投资相当多用于基础设施,为世界经济恢复增长做出了突出贡献。
上海总有好消息,迪士尼商店旗舰店热闹开张,迪士尼乐园年内将基本建成。前几天,金砖五国倡导设立的金砖银行敲定了总部地址,也就是上海的浦东世博园区。英国的吉姆奥尼尔先生应该很高兴,因为他发明的“金砖”一词不再是学术和股市概念,而成为扎扎实实的投融资计划,他本人也出任英国的工商大臣,“金砖”影响力可见一斑。
筹建亚投行的第五次谈判代表会议刚刚在新加坡结束,朝年内如期运营又迈出坚实一步。亚行、世行、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中非基金、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以及各国规模中的投融资平台,包括PPP等在内的创新投融资模式,都在助力亚洲的基建热潮。
关于工业化
多数亚洲国家仍处于工业化的初级或中级阶段,也处于人口增长以及中产阶层快速增长的阶段。只有推进工业化,才能有效解决就业问题,才能积极应对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风险,才能提升本国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上的地位。
据中国河北省的经验数据,每新增100平方米建筑面积平均需要消耗钢材5吨、水泥12吨、玻璃13平方米左右,随着城镇化的推进,钢铁和建材的需求是巨大的。
国际上多位知名经济学家指出,工业发展与就业率、生产率的提高呈正相关关系。多数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制造业雇用的员工曾高达劳动力总量的30%至40%。低收入国家要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制造业占GDP比重应在20%左右。这一观点在今年3月上海美国商会的报告中似乎也得到印证:73%的在沪美企实现了营收增长,其中制造业是最赢利的领域。
新型工业化合作,特别是国际产能合作,是当前中国经济外交的重头戏。中国国务院刚刚发布有关指导意见,国家领导人亲自推动,各部委和地方都已行动起来。外交部将之作为工作重点之一,为地方省市推介国际产能合作提供讲台,外交部长亲自站台。我们强调,中国拿出来开展国际合作的产能是先进的、绿色的、低碳的、实用的。我们希望亚洲40多亿人口通过优势互补共同实现工业化,这将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引擎。
关于互联网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我们欣喜地看到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业态正方兴未艾。通过实现IT企业与传统企业的融合,可以同步促进知识、资源、制造、服务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整合,已经并将继续对人类经济社会产生巨大、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世行报告认为,一国宽带普及率增加10个百分点,将带动GDP增长1.38个百分点。麦肯锡报告认为,2013至2025年,“互联网+”将帮助中国提升GDP 0.3至1个百分点。有专家表示未来10年物联网可创造19万亿美元的销售额,医疗保健、汽车、智能城市和工业4.0是主要亮点。
目前,大多数亚洲国家的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在15%以上,比发达国家高出一倍,严重制约了竞争力,而电子商务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大幅提升物流水平。
去年“双十一”也就是中国的“光棍节”,苏宁电器的一位顾客从下单到收到商品只等了22分钟,这已近乎物流业的极限。也是在那几天,淘宝网卖出了近百亿美元的商品,一位快递员晚上气喘吁吁地敲开我家的门送货,我一问,这是他当天送的第50家。你不能不感叹,当互联网与中国人的勤劳拼搏智慧结合之时,会迸发出什么样的生产力,什么样的奇迹都会创造出来!
关于包容性
在前不久拉脱维亚举行的第三届亚欧交通部长会议上,放映了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记者拍摄的纪录片《渝新欧铁路交通》。这部纪录片以运输惠普笔记本电脑为例,描述了从重庆到杜伊斯堡铁路运输的快捷高效业绩,赢得了与会各国的关注和欢迎。各方积极呼应“一带一路”倡议,表示将致力于建设综合、高效、安全、便捷的多式运输系统。
在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同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印度总理莫迪访华时表示,中方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印方同样重视南亚地区互联互通建设,这将促进本地区的发展繁荣。
女士们,先生们,所有四个In,都是“一带一路”的应有之义。我们可以继续讨论“一带一路”翻译问题,但更需要有眼光(Insight)和投入(Input),让古老的丝绸之路焕发青春,重振世界经济,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