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 www.edailu.cn 2015-06-03 来源：一带一路·重庆经济合作中心 点击：2516次
虽然中国经济依然在下行，但在自贸区、一路一带、亚投行等新一轮点对点改革的带动下，创业氛围恍如九十年代初，科技创新能力正不断呈现，居民收入也没有随宏观经济的下滑而引发“失业”洪流。这一切似乎都说明：宏观的不景气，并不真正代表微观上低迷。
这是改革的季节，这也是收获的年代。恍如隔世，“四大自贸区”不禁让人想起三十多年前“特区”模式，当然，既有可比性，也有不确定性。
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王仁曾显然对眼下的自贸区极为看好。他在接受前海传媒采访时说，自贸区的改革，在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来是第二次改革的“再出发”。
他认为，十八大以后，最重要的就是在自贸区内实施负面清单，这是从传统管理经济方式上，以政府为主的市场配置资源向真正意义上的市场配置资源转型，自贸区实际上就是做这样的事情，这其中具体包括了法律制度、税收制度、财政制度、金融制度等完善。相对于自贸区的全局性改革，王仁曾更看重前海的金融创新，他甚至认为，在广东自贸区内，前海是最具优势的。
他举例，比如现在市场很关注的跨境贷款，这个利差的降价空间太大了，国内P2P平台贷款成本最低也在15%，国外的利率很低，那这种要素的流动为什么不让它流动呢？
另一方面，他表示，很多中资的金融机构都在香港设立国际性跳板，这一点以后也可以放在前海来做，这是很大的变化。
自贸区是第二轮改革抓手
记者：目前的自贸区改革，很像当时的特区形式，您怎么看当时与现在？
王仁曾：我觉得自贸区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第二轮改革非常重要的抓手，这是非常正确的。当年第一轮改革叫农村包围城市，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保田到户，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的生产力，城市通过国企的所有制改造，提升了效率，再加上WTO之后的股份制改造，大大地提升了效率。然而，这一轮制度红利释放完了，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增长出现了瓶颈。自贸区红利就是通过自贸区包括“一带一路”的战略结合形成第二轮改革。十八大以后，最重要的就是在自贸区内实施负面清单，这是从传统管理经济方式上，以政府为主的市场配置资源向真正意义上的市场配置资源转型，自贸区实际上就是做这样的事情，这个当中包括要素配置，比如像科技创新，国内是比较差，为什么？就是因为创新要素不是市场配置。自贸区的负面清单，包括政府做的精简放权，实际上都是一体的。自贸区应该向国际标准的市场经济看齐，这包括了法律制度、税收制度、财政制度、金融制度等，如果这些改革到位，那对后续实施“一带一路”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次自贸区的改革，在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来是第二次改革的“再出发”。
记者：我们如果把这轮改革拉长点看，前海应该是先行者，接着有上海自贸区，后来才有其他自贸区，您怎么看前海在这其中的位置？
王仁曾：前海自贸区主要的定位是金融创新，这个定位是从区域经济的角度是很合适，因为珠三角是从区域来说最大的优势是靠近港澳，香港在世界经济中是重要的金融中心、航运中心以及现代服务业中心，包括澳门也是以现代服务业为中心，所以珠江三角洲地区拥有巨大的创新潜能，这个是北方以及其他区域难以比拟的，广东也有千年来经商的风气，既有非常热的创新创业冲动，但同时又非常稳重。另一个很重要的是珠三角的经商、营商信用环境要比北方要好，因此，从这些来说，广东自贸区链接起香港、澳门、广东意义很大。以前两地也有CEPA（《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当然没有做好，为什么没有做好？这里面也有多重制度因素，比如香港的企业家就说，香港本身就是转口贸易，转口贸易为什么繁荣？因为它背靠中国大陆，广东又有自贸区，假如广东自贸区政策与香港都是一样的，那要香港做什么？但实际上，我们是做不到的，香港是自由港，我们不可能是自由港，还是需要有管理的，一定程度上关税的减免并不是自由港的概念，就这样来讲的话，具体实施过程中也有很大难度，华南理工大学现在和广东南沙自贸区就港口航运方面开展一些合作，能感觉到比如通关、航运产品、航运衍生品、航运风险管理、航运交易等，很多是面临着法律、金融等各方面约束，这个约束的突破应该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形式，民间也要有创意，像当年安徽小岗村，可以冒着风险就把地先承包了，先去做。我觉得只要大的精神不违背，底下的先行先适应该要更大胆，因为不可能说中央让你干这个，然后你才干这个，很多具体的事情，深圳前海目前应该形成了一种改革的“骚动”，这是好事，只有这样才能把事情做成。
记者：前海目前在金融创新方面有几个做的比较好，比如香港的金融机构可以直接落地，当然还有外界熟知的跨境贷款，您对前海的金融创新发展方面如何看待？
王仁曾：前海最大的作为就是金融创新，比如现在市场很关注的跨境贷款，这个利差的降价空间太大了，国内P2P平台贷款成本最低也在15%，国外的利率很低，那这种要素的流动为什么不让它流动呢？这么简单的问题，实际上在运行中也存在着各种问题，目前通过人民币跨境离岸中心的形式来实现，而设想和实现中间也存在一些技术性问题、法律性问题，所以前海要打造金融中心，这个定位是可以明确的。而且，很多中资的金融机构都在香港设立国际性跳板，这一点以后也可以放在前海来做，这是很大的变化。
记者：如果前海打造金融中心的话，那与上海自贸区的竞争关系如何处理？
王仁曾：这个不能对比，应该说各个地方的自贸区都有着自己的独特优势，比如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是向推广到所有自贸区，但每个自贸区也都有自己的特点。我觉得在广东自贸区的分区中，前海的发展前景是最好的。
记者：前海在司法制度探索方面，目前在全国也走在前面，这方面是否类似于顶层设计，法律层面完善了，经济的良性发展就可以预期？
王仁曾：是的。比如说航运方面，前海也是深圳的一个航运枢纽，它有蛇口招商局码头，香港人有几十万吨的船，它一般通过像众筹的金融平台来融资，一旦出现了股东间纠纷，香港的法律是可以扣船，我们是扣不了的，那他就不敢来了，法律制度的不一样或者差异，有些东西容易改进，比如个人所得税，但具体到一些产权、企业制度层面的改革有时候会挑战现有的司法，当然改革主要也是要解放思想。
记者：说到改革，我们也注意到上周李克强总理去银行调研时谈到要倒逼银行改革，您怎么看这种倒逼形式？
王仁曾：倒逼最好的办法是利率市场化，现在银行有3%的利差，让这种利差由市场竞争决定，这才是真正的倒逼，总理有这种想法也是指明了方向，但是真正倒逼银行改革的是日子过不下去了才会倒逼，日子过的很好的情况下，它可能缺乏动力。所以，利率市场化包括金融业的垄断逐渐被互联网金融所打破，这都是倒逼的办法。
记者：利率市场化您认为最短什么时候能完成？
王仁曾：这个今年内就要开始做了，再保险建立起来以后，今年就要做它，当然具体做的形式可能也不尽相同，目前利率市场化还是个朦胧的概念，具体落实到居民存款、企业存款以及各种类型的贷款等还有待观察。但总体上，它肯定要减少银行的利差，后续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地方农商行、信用社等应该是各司其职。虽然我们从主观上希望大银行向小微企业放贷，但这实际上也有误区，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服务不同类型的企业也是市场功能的正确配置。现在我们觉得金融服务不够大主要是因为资本市场不发达，现在这几年发展还算迅速，作为间接融资来说，它是准入式，虽然准入的方式上已经放开不少，但下一步可能要像台湾当时银行改革那样，一下子死了很多家银行，它通过兼并、重组后，最终银行的数量倒也不算少，这并不可怕，对银行来讲，它毕竟有技术和专业的能力，如果真正有序的推进改革，不远的将来应该对民营银行的准入会更加宽松。
记者：外界可能会觉得两大领域改革压力巨大，一个是金融，一个是国企，您怎么看？
王仁曾：是的。金融是最重要的，国企也非常重要。金融改革不完善会造成资源配置扭曲，产能过剩就是这样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背后是货币投放的扭曲，由于利率的扭曲、金融系统的扭曲所造成的，而且，即便目前大众创业非常踊跃，但现在的金融体系在服务方面依然有相当的距离。国企改革涉及的敏感问题要比金融改革更多，比如一些观念上的问题、公共产品提供等。这个要慎重的对待，要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
记者：换个角度，如果金融改革落后的话，那它会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上形成很大制约，从去年至今的，货币政策由定向转变为全局，但似乎效果并不是很大？当然货币的本质一定是逐利的。
王仁曾：货币必须是逐利的，货币不逐利的话，那资源配置也谈不上，那资本市场的价值发现功能也谈不了，现在很多价格杠杆的扭曲，基准利率像国债收益率按资产配置资源这一套体系都没有建立起来。不过，目前放松银根是正确的，但说它是“QE”可能也不见得，我们从总基调上来说，还是宏观审慎的金融调控。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能发挥正确的作用，还是有赖于市场体系的完善，信号传递功能如果不正确，那调控肯定是不好的。
记者：前两年，外界觉得房地产价格涨得太高，现在股市又涨起来了，也有人说现在开始用股市救中国经济，您是否认同？
王仁曾：我不认同这个说法，说房地产和股票救经济有点阴谋论，这轮股市的上涨有其必然性，因为它可能代表了大家对改革的预期，包括反腐的因素，大家看到了改革真正落地所以对前景看好，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股票价格反映的是对未来的预期。
记者：一季度中国经济比较疲软，全年来看，您认为大概在多少？是否存在很大的风险？
王仁曾：我觉得今年GDP增速大概在7%左右，不会太低，现在一季度数据出来以后，积极的因素正在出现，包括原有旧的领域改革正在进行，同时新的产物又在出现，比如互联网+，这都是经济改革的动力。今年的经济不会太低，最低不会到6.5%，整体的风险都是可控的，经济增长率是在逐渐下降，并不是所谓的“经济滑坡”，实际上，它并没有滑坡。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在提高，就业率提高了，所以从综合因素来看，中国经济并没有那么悲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