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得到了沿线60多个国家的积极响应。然而，这些积极响应还更多是来自相关国家的政府及其官员群体的政策反应，在公共舆论和社会大众中的反应则复杂得多，存在着大量不理解、有误解甚至有偏见的问题，总体上呈现出官方反应优于民间反应的特征。事实上，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广大民众来说，对“一带一路”并不是真正了解，相关的媒体报道和讨论也并不像中国国内这样密集，相关的文宣推介更是发展滞后，介绍“一带一路”的书一本都没有，大量的推广活动更多停留在社会精英层面，停留在政策宣讲上，“一带一路”倡议还存在着“飘在半空”的问题，需要在民心沟通的“落地”问题上作出长期的努力，真正让“一带一路”在沿线广大民众中入耳、入脑、入心。

一、 “一带一路”，公共外交先行

军事学上常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意思是在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先筹集自己所必要的军需物资和后勤储备，以安定军心。“一带一路”并非军事行动，而是致力于构建区域经济合作架构的和平发展行动，并非是中国一方的单独行动，而是沿线国家相向而行的共同努力。因此，一带一路，外交先行，外交官是一带一路的“先行官”，特别是在国际舆论中存在着“一带一路”是中国抗衡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回应、是中国寻求亚太地区霸权的战略行动、是中国向国外转移国内过剩产能以及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等错误认识，如果不能及时澄清这些错误认识，必将极大地不利于“一带一路”倡议所追求国际合作的达成。因此，习近平主席2013年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随后又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提出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这些都是外交沟通先行的重要表现。此后，以王毅为代表的中国政府高官密集地与沿线国家政府和外交部门沟通，做了大量的政策沟通工作，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回应。可以说，“一带一路”之所以能够迅速热起来，与中国政府热络的前期政策沟通也是分不开的。

在政策沟通中，与沿线国家广大民众的沟通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环，外交系统不仅要通过官方渠道直接与沿线国家的领导人、高层官员、政策智囊等体制内人士积极沟通，也要重视与智库专家、媒体、商界、非政府组织和广大民众积极沟通，把公共外交先行摆在十分突出的重要地位。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在2015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强调，“一带一路”是合作倡议，中国没有特别的地缘战略意图，无意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不经营势力范围，不会干涉别国内政，这就是一带一路、公共外交先行的突出表现。之所以强调公共外交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先行者地位，主要基于以下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从主观原因来看，“一带一路”的提出是一个自上而下、水涨船高的倡议过程，始终存在着一个“认知鸿沟”问题，需要通过大量的公共外交努力提供必要的解释。从“一带一路”的提出过程来看，它并非是专家学者论证的产物，更不是政府部门和基层创新的结果，而是有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而且最初也不叫“一带一路”倡议，而是在提出之初分别叫“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在倡议提出后，得到了国内外各方的积极回应，在2013年下半年正式明确为“一带一路”，作为统筹中国国内外的大战略，并作为推动沿线国家合作的重大构想。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本身也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与国际社会进行公共外交沟通的产物，是积极沟通和共同协商的结果。显然，“一带一路”本身是一个没有明确战略意图和路线图的倡议，有待于沿线国家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在实践中逐步推进，不仅国际社会不了解“一带一路”到底是什么，连中国社会恐怕也很难说清楚到底要干什么，一些舆论所持有的种种猜测和解读都没有真正触及“一带一路”的实质性问题，因为该倡议并没有详细的实施方案，一切都有待于沿线国家的讨论和磋商。因此，“一带一路”的推进过程，不会是“中国方案”的实施过程，更不会是中国自己唱“独角戏”，它首先是政策沟通和外交沟通的过程，特别是公共外交沟通的过程，政策沟通和公共外交沟通是通往“一带一路”的必由之路。

二是从客观原因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情况复杂，不仅存在着比世界其他地区更严重的地缘政治矛盾，而且还存在着语言、历史、文化、宗教、制度、族群等各方面的深层隔阂，受到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和极端主义肆虐的威胁，在一些问题上很容易产生误解和误判。从作为倡议方的中国立场来说，“一带一路”完全是一个新生事物，与古丝绸之路是两码事，“丝绸之路”只是一个品牌而已，但是对沿线国家的广大民众而言，“丝绸之路”很容易令人联想到过去，想到当年蒙古铁骑“比辖而屠”的传说，更回忆起汉唐时期中国统辖西域的过去，很容易产生中国要扩张势力范围的想法，决不能低估“丝绸之路”对“中国威胁论”强大的激活效应，必须在这一效应产生之前就做好各方面的沟通工作，以消除民众内心深处的恐惧和误会。同时，由于中国是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掣肘和制约，一切域外大国也很容易会利用沿线国家民众内心深处的恐惧感大做文章，对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挑拨离间，将误解和误会转化为战略误判，非但不会产生促进和平合作的深化，反而可能会成为激化摩擦和冲突的温床。因此，综合沿线国家民众内部的误解和域外大国可能的挑拨，中国必须做好一万分的准备，真正打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公共外交的第一仗，特别是要推进公共外交创新，在具体推进过程中要有新思路，新渠道，新办法。

二、从公共外交到人文交流

近年来，公共外交在中国不胫而走，成为炙手可热的社会话题，这可能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迅速崛起引发的国际国内不适应有关。自2003年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日益上升，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也迅速升温，为营造一个客观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国开展了大量公共外交活动，比如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孔子学院、中国文化节等一系列行动，努力改善中国和平发展所需要的国际环境。然而，十多年下来，中国在国际社会所开展的公共外交活动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中国在投入了大量资源之后，发现中国所处的国际舆论环境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复杂了。当然，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复杂，既有中国实力上升造成的结构性矛盾上升的影响，也有制度性差异造成的误解和偏见的原因，还有全球化时代认同政治复杂化的深层原因。不过，在公共外交上，由于受到美国范式强调媒体造势和战略传播的影响，过分依赖政府主导的传统公共外交，相对忽视了非官方的民间人文交流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相比美国公共外交过分重视国家安全的战略传播路径不同，欧洲国家比如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家更重视非官方的民间交流和文化交流，并且提出了新公共外交的新思路。相比有最高领导人、政要和外交部门开展的新闻发布会、外交公关等传统公共外交思路不同，新公共外交在行为体上更重视动员包括商界、非政府组织、媒体、大学、智库甚至普通公众参与，更多强调协调不同国家的制度、规范、文化等不同话语体系，以寻求在国家层面创造和加强一种新的国家认同和团结，在国际社会界定新的国际规范，推动形成一种跨国家、跨领域和跨阶层的社会网络，是一种着眼于社会公益的公共外交而非仅仅着眼于国家利益的公共外交。因此，新公共外交实现了从国家中心范式到人类中心的范式转变，是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活动。不难看出，新公共外交与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基本理念是一致的，应该成为当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时期“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指导理念。

新公共外交要求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开展传统公共外交的同时，更加重视开展人文交流。2014年7月4日，习近平主席在首尔大学发表演讲时指出，“加强人文交流，不断增进人民感情。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国家关系发展，说到底要靠人民心通意合。”“一带一路”真正应该重视的问题是如何跨越沿线国家民众间的心理隔阂，包括民族恩怨、利益冲突、文化和宗教壁垒。只要通过加强交流对话广植人脉网络，通过包容互鉴增加彼此友谊，通过共同进步实现互利共赢，“一带一路”就一定能够逐步积累信心，积聚信任，逐渐走出目前存在的各种障碍，走上一条和平发展的光明大道。

人文交流是一个涉及面十分广泛的社会系统，它涵盖了不同人群之间的互动交流、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的包容对话以及不同社会组织之间的沟通，最终形成“兵对兵，将对将，各行各业要通畅”的立体化互动格局。其中，考虑到语言、民族、宗教和制度差异造成的深刻隔阂，文化交流是人文交流最重要的载体，包括哲学、语言、历史、音乐、美术、体育、科学、艺术、建筑、饮食、服装、旅游等领域的深入交流，能够跨越各种利益和认知的障碍，达到逐渐积累信任和认知的效果。此外，人文交流是一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长期努力，要着眼于长远打算，不必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也是人文交流最不受政治经济关系影响的原因所在，是一种最具有免疫力的交往形式。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要切实重视推进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为政治、经济和安全合作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和人文纽带。

三、讲好丝路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尽管人文交流要求着眼于长远打算，但也需要从眼前着手，扎实推进。目前，从制约“一带一路”推进过程的各种问题和挑战来看，最重要的是讲好丝路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具体实践中，要着力解决好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解决好谁来讲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在对外传播上习惯于政府讲故事，由国家领导人、政府高级官员和专家学者来讲故事。迄今为止，在“一带一路”上，也更多是由领导人和政府官员讲故事，由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政府文件来推介“一带一路”。当然，这种做法的优点是权威、准确、可靠，缺点是政治色彩太强，除了少数领导人（比如赵启正、吴建民、傅莹等）之外，大多数政府官员讲故事的能力非常有限，且受制于政策和政治因素影响，不敢讲得太出格，往往表现得太严肃和正式，缺乏灵活性和回旋余地。尽管三部委联合发布的文件中强调“一带一路”并不是构建一种紧密的正式合作机制，而是强调目标灵活，手段灵活，但是外界舆论并不这么看，在战略界充斥的都是对中国战略意图的猜测，而且此种猜测大多基于一种最坏可能的情况考虑。

由于“一带一路”情况极其复杂，除了政府官员外，应该搭建平台，建立机制，选拔一批各行各业的代表来讲中国故事，甚至鼓励社会大众以现身说法的方式，用行动来讲故事。其中，智库、媒体、商界、NGO、宗教人士等在一些具体领域上讲故事的能力和效果上可能要比政府官员讲要好得多。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很多是全民信教，由宗教人士出面，通过开展宗教对话、讲经说法等方式，与沿线国家民众进行交流，介绍“一带一路”的理念和倡议，可能要比国家领导人和政府官员在效果上要好得多。当然，尽管政府的官方政策还是主要由国家领导人和政府官员来宣讲，但也可以交给智库和专家学者从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视野来解读，与沿线国家的同行开展广泛深入的交流，同样可以起到推介政策倡议的效果。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要把“一带一路”的任务分解，政策故事交给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讲，其他故事交给各行各业讲，形成相互呼应、良性互动的新局面。

当然，鼓励社会各界参与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也必须做好必要的引导和培训，不能一放了之。因为社会各界人士尽管学有专精，在本专业领域有着很好的训练，但对国际交往尤其是外交游戏规则并不熟悉，要通过出台管理规范、搭建平台、提供服务等方式，将各行各业人士的人文交流纳入规范化和制度化轨道，并做好意外事件处理的应急准备，防患于未然。

二是解决好讲什么的问题。

迄今为止，“一带一路”更多谈论中国政府的倡议、战略、政策，其中包括大量中国式话语，比如命运共同体、丝绸之路精神、丝绸之路核心区等，这些话语对外国人来说理解起来并不容易，甚至最近国内有学者抱怨中国外交话语难懂，如果连中国人都不容易懂，外国人就更不知道在讲什么了。显然，讲好丝路故事，首要的是避免讲官话、套话，甚至废话，要重视用老百姓能够听得懂的、接地气的语言，讲老百姓所熟知的故事。政策宣讲固然重要，但并不是全部，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部分，重要的还是讲一些生动活泼的故事，以传达“一带一路”的核心理念。其中，尤其需要值得重视的是，不要仅仅讲中国的丝路故事，要讲沿线国家共同的丝路故事，推介中国文化固然重要，但并不是全部，更重要的是展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的文化，带领沿线国家民众找到共同的语言，讨论一些共同关心的话题，共同建设作为公共产品的“一带一路”。具体来说，要要淡化丝绸之路本身，特别是不要太多讲历史，因为无论怎么讲，讲历史容易使人想起朝贡体系，对于增进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理解和信任不利，要重点讲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实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

要讲好和平故事，淡化军事战略色彩。目前，一些机构和学者在讲“一带一路”时，喜欢用战略、“桥头堡”等提法，这在许多国家看来更多具有军事意涵，听起来像中国要获取势力范围，采取若干军事行动的样子，从而引发沿线国家更多的误解。要少谈和慎谈战略，多谈倡议和构想，强调“一带一路”维护和创造和平的宗旨，强调为沿线国家提供公共产品，推动和平友好、开放交流和宗教对话，将“一带一路”塑造成和平友好之路。

要讲好发展故事，淡化中国转移产能色彩。在很多学术讨论会上，一些学者在谈到“一带一路”必要性时，总是将转移国内过剩产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理由，这是十分错误的。产能转移是一种市场投资行为，转与不转和转向哪里并不是政府的事情，在全球化时代，产能转移更多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企业的利润空间。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为促进经济起飞，采取了众多优惠政策以达到招商引资的目的，在客观上吸引了外国产能转移到中国的效果，很多产能在发达经济体可能就属于过剩产能。在今天，在中国已经过剩的产能很可能恰恰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需要的，转与不转完全取决于沿线国家自己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决于中国企业的利润空间。因此，中国在同沿线国家讲发展的故事时，要多讲中国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故事，最好是由创业者当事人以现身说法的方式，多讲创业故事，多讲如何通过有效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以扩大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共识。

要讲好合作故事，淡化单方面援助的色彩。很多人在谈到“一带一路”时，倾向于将其理解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这是十分有害的。二战后，面对欧洲国家复兴经济的要求，美国启动了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表面上对促进战后欧洲的经济复兴，实际上主要是为了抗衡苏联和服务于冷战的目的，美国与欧洲受援助国家处于不平等地位，是加强美国霸权的努力。而“一带一路”本质上完全不同于以谋求霸权为目的的“马歇尔计划”，中国更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坚持合作开发，强调互利共赢，不强加条件、不谋求霸权，采取先予后取、公平透明、合作互惠的思路推进合作，要多讲合资、合营、合作，少讲援助，避免与“马歇尔计划”混为一谈，避免产生“一带一路”是中国谋求区域霸权的印象。

要讲好共赢故事，避免陷入新殖民主义的指责。近年来，在国际舆论中有一种指责“中国新殖民主义”的杂音，认为中国和历史上的老殖民主义一样，都是为了到非洲和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开展殖民活动。为此，中国应该讲清楚合作共赢的故事，一方面，中国不必避讳中国会得到什么好处，要把中国为什么加大对沿线国家的投资贸易讲清楚，要这些国家看清楚中国的真实意图；另一方面，中国也要讲清楚当地会得到什么好处，在一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关键项目、关键节点和关键工程问题上，中国也要把可能对当地的收益讲清楚，不仅讲清楚对当地政府的好处，更要讲清楚对当地老百姓的好处，以赢得当地民众的信任。

三是解决好对谁讲的问题。

在讲好丝路故事的过程中，还要十分注意解决好对谁讲的问题，不同的受众往往对不同的话题感兴趣，而且可能在沟通方式方法上有特殊的要求。过去，我们在与其他国家沟通的时候，更多还是偏重于和沿线国家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名流打交道，对于沿线国家的内政不予干涉，不卷入相关国家的内部政争。显然，此种做法是有其道理的，因为卷入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在重大政治和战略问题上选边站，其实并不利于长期国家利益的实现。不过强调不干涉内政，并不意味着不接触沿线国家的内政，特别是要广泛接触沿线国家的内部各政党、各派别和各族群。“一带一路”是涉及到沿线国家所有老百姓的公共产品，无论哪一党那一派都会受到影响，如果仅仅与某一当权派对话，很可能就已经陷入了选边站队。在“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政治权力分散在部落首领、宗教领袖、氏族酋长，甚至是地方军阀和头人手中，与执政的政治力量对话无助于解决其他派别的要求，甚至同执政团体关系越紧密，越可能陷入当地复杂的政治斗争之中。

因此，讲好丝路故事，要改变仅仅与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对话的偏向，要重心下沉，多与普通民众讲，特别是运用新传播手段，推动实现三个转变：第一个转变是推动从间接传播向直接传播与间接传播并重，核心是找到想要影响的对象。要直接找到沿线国家的不同政治团体、教派领袖、氏族酋长、地方军阀甚至极端团体，与他们进行深入坦诚的交流，甚至不排除与塔利班、基地组织和一些极端组织之间展开交流，广泛了解他们的要求和呼声，寻求对话和解之道，为世界和平和共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第二个转变是推动从精英传播向精英传播与大众传播并重，核心是重视提升传播的社会效果。要改变停留在精英群体的现状，在加强同沿线国家精英群体的对话同时，也要重视大众传播和草根传播，深入到村寨、社区、寺庙、定居点开展面对面沟通，讲清楚“一带一路”的意图和想法，也收集他们对“一带一路”的看法和要求，共同作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方案。第三个转变是从单向传播向双向沟通转变。要改变仅仅介绍中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片面做法，改变仅仅强调输出中国文化和价值观的偏向，要认真倾听沿线国家民众的呼声，从他们最关心的问题着手，结合中国的倡议，通过相向而行的努力，不断缩小中国与沿线国家民众在“一带一路”认知上的鸿沟，真正将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精神落到实处。

四是解决好怎么讲的问题。

正所谓，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讲丝路故事，还要特别重视解决好怎么讲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怎么讲的问题是一个艺术性问题，要分场合、分对象、分时段，要不拘一格，采取多样化手段，特别是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用公共外交对象所喜欢的方式，讲好丝路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一些具体内容上，要讲究方式方法，注意拿捏分寸，掌握尺度。《一号目标》导演翟俊杰认为，“要讲中国好故事，更要讲好中国故事。干巴枯燥、概念模式、标语口号式的说教要统统甩掉。”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丝绸之路”在远古的欧亚大通道上，一直是贸易通道和文化融合之道。海上丝绸之路要比郑和下西洋早数千年。秦国统一到番禺（广州）时，南洋贸易已经非常繁荣了。在历史上，“一带一路”也是沿线国家共同建设的产物，不同国家都对其做出了重大贡献，要尊重其他国家的贡献和感情。因此，在讲好丝路故事的时候，要特别需要明白“己所欲”并不一定可以“施于人”的道理。要学会先听话，再对话，后讲话，不急于表达自己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先听听沿线国家民众的看法和反应，每到一个地方，不可不问民族差异、宗教禁忌、制度差异和文化差异，不懂的地方就要虚心求教，不耻下问，要聘请一大批当地的社会贤达担任顾问，也要聘请一大批在历史上与当地人打交道并积累了丰富经验的欧洲人担任顾问，多方面听取意见，真正把丝路故事讲好，传播好中国声音。

总之，“一带一路”应确立人文为本的理念，因为“一带一路”不仅仅是国家倡议和政府工程，更是公共议程和人文交流工程，不仅仅要求中国对沿线国家所开展深入细致的公共外交，更是沿线国家彼此之间深耕友谊和厚植人脉的人文交流，是多元文明的融汇发展，是多种文化的大合唱。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开展和风细雨、润物无声的人文交流，下大力气培植人脉网络，拉近友好感情，特别是不能把“一带一路”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理解为中国文化和价值观的输出，而是沿线国家文化的交流对话。其中，中国仅仅是倡议方之一，要把沿线各国的倡议共同展示出来，这才是“一带一路”讲好丝路故事的真正重心所在，也是真正需要向外传播的中国“好声音”。

赵可金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来源：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