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品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纯公共物品，即同时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第二类是俱乐部物品，特点是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但是可以轻易地做到排他；第三类是共同资源物品，特点是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却无法有效地排他。20世纪60年代后期，公共物品概念被引入国际领域，世界银行对全球公共物品作如下定义：全球公共物品是指那些具有很强跨国界外部性的商品、资源、服务以及规章体制、政策体制，它们对发展和消除贫困非常重要，也只有通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和集体行动才能充分供应此类物品。

　　由于全球公共物品对其他国家的使用不具排他性，其他国家的公民也可享用本国生产、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如全球公共卫生、全球安全、跨国界制度以及跨国界的基本设施的协调等等，存在“搭便车”现象，使得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者在增加供给时思前顾后，比较审慎，供不应求成为常态。随着跨国人口流动、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规模不断增长，经济全球化对增加国际公共安全、国际法律制度、国际经济秩序、国际公共基础设施、动植物疾病防治等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导致了公共物品供不应求的矛盾更加尖锐，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了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

      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有四种可供选择的途径：第一，由世界政府来提供。但真正的世界政府从未出现过，建立世界政府的设想至少在短期内尚不可行。第二，由超级大国来提供。许多历史上的超级大国担当了全球公共物品提供者的作用。然而，世界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鲜有强国恒强。第三，由国际组织来提供。比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在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第四，由国家集团或者利益集团来提供。各国在签订国际贸易协定时，就可以将有关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条款放入其中，形成一揽子协议。将公共物品提供与具有私人物品性质的活动联系起来，促进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归根到底，全球公共物品的供应主要是由超级大国主导的，并通过主权国家以及一系列国际组织来落实。

　　中国秉承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是经济全球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气候变化、生态环境破坏、传染病传播、贸易保护、经济金融危机等全球问题，都会直接威胁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同时，受自然生态脆弱、对全球经济依赖性增强、抗击各类风险能力较弱等“先天”和“后天”因素的制约，全球问题对中国的破坏性远大于对发达国家的破坏，因此，中国是世界上最需要全球公共物品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政府的强有力组织和领导下，经济总量持续30多年快速增长，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最大国际储备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全球事务的影响早已“今非昔比”。作为崛起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必须而且能够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发挥更大作用、体现更大影响。提供全球公共物品就是一条现实途径。

　　事实上，在中国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在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治理中，中国已经在努力向国际社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公共物品。例如，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持续繁荣，为世界提供了一种充满活力的国家治理模式和新的发展思路，中国模式已经成为不少发展中国家研究和学习的对象。此外，中国在稳定经济和金融体系、提供国际援助和救援、科技创新和进步方面的成就也产生了良好的外部效应，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全球公共物品供给。“一带一路”建设是21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国家战略之一，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并将在以下四个方面增加全球公共物品供给：

　　第一，产生国际合作新理念和新模式。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制度创新之一。“一带一路”建设作为21世纪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宏大战略，实际上是中国在国际社会推动包容性发展理念的一大实践，并正在以经济走廊理论、经济带理论、21世纪的国际合作理论等创新经济发展理论、区域合作理论、全球化理论，丰富人类发展的知识宝库，将给21世纪的国际合作带来共商、共建、共享和包容发展新理念和新模式。

　　第二，高效的设施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建设将重点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各国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上，中国运用自己发达的基础设施产能、技术优势，以及高储蓄的资金优势，动员国际社会资源，推动沿线国家增加基础设施供给，打通沿线国家开展国际贸易的各种道路、设施阻塞，提升整个区域的经济合作水平，为沿线国家未来的经济稳定增长夯实基础。

　　第三，提供新的国际货币。“一带一路”建设是推动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长期战略，中国将大力提供金融支持，包括资金、技术援助、支付清算体系等。主要发生在亚洲区域内的贸易和资本流动，特别是发生在中国企业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交易，使用人民币清算结算具有便捷、安全、成本节约、规避汇率风险等优势。

　　第四，建立新型国际金融组织。中国一直在努力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以期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然而，受到美国国会的阻碍，3年前G20首尔峰会通过的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加发展中国家份额的议案至今尚未落实。因此，中国倡导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绸之路基金，用务实的态度、新的治理规则和标准，更多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金融需求，用实际行动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增加国际金融领域的全球公共物品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