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不应被视为“一带一路”的筹码
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议》在北京签署，给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下称“亚投行”)设定了基本大法，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不过，对亚投行的角色，坊间有不同观察。一些外媒认为，亚投行是“服务中国‘一带一路’的工具”，甚至有国内观察者都说亚投行是“一带一路”的“撬杠”，对于这种观点应如何看待？
陈晓晨：我认为，这是一种狭隘的视野。我们不应把亚投行简单视为“一带一路”的筹码，而是应当从推动国际规则制定、提供国际公共品的高度来看待亚投行的价值。
诚然，亚投行与“一带一路”确实存在重合点。“一带一路”沿线城镇化与工业化，形成了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而这是亚投行将来服务的对象。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2020年前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高达7300亿美元。然而，亚开行去年仅提供了210亿美元贷款，其中还有66亿美元是联合融资。显然，资金需求与供给之间存在巨大的缺口，亚投行由此应运而生。亚投行协议开篇即开宗明义，阐明其宗旨为“通过对基础设施和其他生产性部门的投资改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因此，亚投行与“一带一路”倡议在基础设施投资上确实存在相关性。
然而，我认为，尽管亚投行与“一带一路”倡议存在共通点，但却并不能简单地把亚投行视为仅仅服务“一带一路”的工具。 从属性上看，“一带一路”并不是中国单方面的“战略”，这是一些人的误区。“一带一路”是共商共建的经济合作倡议，旨在共同打造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而亚投行是亚洲的政府间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是一个中国参与国际治理的平台，也是中国向全亚洲乃至世界提供的国际公共品。
从目标上看，亚投行是中国主要推动的一个新的国际多边机构，通过金融手段促进亚洲基础设施建设与合作。而“一带一路”倡议主要是为了促进经济合作、国际产能的合作及其他一些领域的合作。在实际运作中，亚投行确实将在客观上有助于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合作，但是，从初衷上看，亚投行主要着眼于亚洲尤其是中小国家自身的能力建设，并对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起到填补空白和补充性的作用。
从地缘经济角度看，“一带一路”的范围很广，超出亚洲范围，且具有一定的延伸性。与此同时，亚投行也并非仅仅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金融服务，而是普遍地服务亚洲的经济发展项目。
亚投行虽然与“一带一路”倡议一样，都是主要由中国主要推动，但并不能因此被简单视作“一带一路”的工具，更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工具。如果沿线国家有好的项目，亚投行作为一个国际多边机构将会严格遵守亚投行的规则开展投资活动，按照开放包容的精神发展亚投行。相反，倒是现存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向一些国家施加了苛刻条件，被一些人认为是某些国家的“外交工具”。
亚投行最大的价值，就是给了中国一次机会来参与国际规则构建
既然亚投行并非中国一个国家的工具，那么亚投行之于中国有何价值?
陈晓晨：我认为，亚投行的成立代表着中国在国际治理体系上的创新，是一次重要的尝试。亚投行最大的价值，就是给了中国一次机会来参与国际规则构建。
我们都知道，过去70年来，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为解决全球重大问题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当前这辆“旧车”已显疲态，亟须改革。而美国在IMF改革问题上迟迟不能落实改革承诺，引发众怨，作为最大的国际货币发行国，美国也没有尽到提供“国际公共品”的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发起亚投行，能够缓解现有体系中的矛盾，提供“国际公共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换言之，亚投行的目标是带动亚洲国家经济长期发展，决不搞一个国家的“一言堂”；治理机制必须要有创新，决不搞美国式的霸王条款；决策应该以经济发展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目标，决不搞意识形态、价值观优先。只有让亚洲国家搭上中国发展的“顺风车”，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共赢。只有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才能在实践中提高中国制定国际规则的水平，促进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向更公正、更合理的方向发展。
“一带一路”重塑大国与小国关系
中国经济时报：我们都知道，中美两国共建新型大国关系，是近两年来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议题。许多人意识到，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很重要，这不仅关乎着相关国家的民生，也直接影响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尽管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但是人们现在普遍认为“一带一路”对重塑大国与小国的关系意义重大，应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刘志勤：我对这个新型关系的建立充满期待和美好的祝福，因为世界需要一个崭新、平等的国际关系，这将给世界带来安全。
但是，我们必须同时认识到，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同时，绝不能忽略或轻视建立新型的大国和小国的关系，这个大国与小国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比大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更复杂、更加难以建设。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构想为中国建立新型的大国与小国关系提供了最好的战略机遇，我们切不可有丝毫松懈。
据了解，和“一带一路”有直接关联的国家多达60多个。这些国家绝大多数属于我们常识概念中的“小国家”，这些国家无论在面积、人口还是经济规模等方面均很小。这些国家在常年的国际交流中积累了复杂难言的经历，警惕性很高，时常怕受大国的欺负，而且比一般国家还要敏感，常常需要找一个靠山来保护自己。所以，这些国家比较容易受到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挑拨，会和其他国家结盟，反对真正的朋友。这种把朋友当敌人，是非不分的尴尬在国际事务中屡见不鲜。
中国现在有了一个最好的机会，可以向世界表明，国家无论大小、经济强弱，在“一带一路”的实践中将获得同等的尊重和发展机会。在我看来，为了消除一些国家对“一带一路”的疑虑，中国在推行落实相关计划的时候，必须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中国应当让这些国家真切感受到中国的诚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在项目目的国建立有关的“研发中心”，真心实意地帮助所在国培养技术服务人员。以往的事实证明，在国际交往中，最有效的措施莫过于“以心换心”。
第二，中国要舍得时间和精力，帮助项目所在国的人员来到中国进行必要的培训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十分重视对发展中国家年轻人的培训，不仅让他(她)们学会技术，而且让他(她)们受到必要的文化熏陶。这种文化沟通对于两个国家的未来十分重要。德国曾经有花巨资培训来自中国等后进国家年轻人的计划，并称之为“为未来投资”。中国在执行“一带一路”规划时，应当具有长远规划，不应只注重眼前的经济利益，而是要着眼未来，既重视基础建设项目，更要重视人文培养，这才是真正的基础建设的基础，是建立新型大国与小国关系的重要保证。
对国外年轻人的培训必须要有中国企业参与，就是要鼓励中国大中小企业，特别是有外贸业务或有“走出去”发展意图的企业，每年都要吸收部分外国的受训者。因为这是在培养未来的潜在客户，培养未来的市场，是一本万利的好事。以德国、美国为例，那些三十年前培训过中国人的企业，后来绝大多数都在中国都找到了巨大的市场。许多在这些国家学习过的中方人员后来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他(她)们就成为这些国家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推销员”。中国企业必须利用“一带一路”提供的绝好机会，在全世界培养自己的“粉丝团”，这样，将来他?她)们就会成为中国企业忠实的伙伴和支持者。
第三，要学会拜小国为师。世界上每个国家，无论大小，都有自身的特长，我们切不可因为小而忽视这些国家。尊重并信任小国，真心交朋友，我们才可能获得真正的友谊。
总这，中国要建立“一带一路”，肯定少不了沿线国家的参与和帮助。这些国家的潜力和各自的优势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有益补充。因为，世界诸事，不是仅靠几个大国就能摆平的，许多事情没有小国的参与与帮助，很可能最终一事无成。美国与中东诸多小国关系历来不和，仗势欺人，引发各国反美情绪高涨的教训值得中国引以为戒。中国可以在开发“一带一路”强化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同时，重塑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为中国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强盛的“中国梦”提供双保险。当大国与大国、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实现新的平等、和谐之时，就是世界走向大同之日。
要稳步推进“一带一路”的政策支持与对接
应该如何推进“一带一路”的政策支持与对接？
刘英：我认为，稳步推进“一带一路”的政策支持与对接，是建设“一带一路”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前提、关键和保证，更是构建“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各异，所以各国之间经济互补性较强，彼此合作潜力和空间很大。“一带一路”的政策支持与对接应分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从政策沟通来看，国际上“一带一路”已与巴基斯坦、俄罗斯等多国对接。首先，中国与巴基斯坦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关于建立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全面部署“一带一路”建设的具体推进工作；其次，中俄在签署《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同时签订相关协议来保障“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再次，“一带一路”与哈萨克斯坦在“光明之路”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实现对接。
国内，2015年“一带一路”远景与行动文件推出之后，国务院、各部委及各省市正密集发布一系列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文件。国务院层面就出台了包括交通、贸易、能源、旅游等各方面对接“一带一路”的文件。云南、广东、广西、江西、甘肃、陕西等省(自治区)出台了对接“一带一路”的政策文件和规划实施方案。2015年9月、10月，中央与各省市的“一带一路”文件对接有望完成。
从设施联通来看，国家发改委、交通部、商务部等已经出台促进设施联通的规划文件，其中发改委发布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当前更好发挥交通运输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作用的意见》、商务部出台了《全国流通节点城市布局规划》、交通部出台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规划》。
从贸易畅通来看，国务院出台《关于改进口岸工作支持外贸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文件，全国范围掀起了促进通关一体化实际行动。重点推动“一带一路”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为此，海关总署日前出台了《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实施方案》，提出了三个方面共16条支持措施，将“一带一路”文件中涉及海关的内容细化成更具体且可操作性强的新举措。
从资金融通来看，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成立并在中巴经济走廊投出第一笔投资；获得众多创始成员国，投入1000亿美元的亚投行正在筹建中；1000亿美元的应急储备和1000亿美元的金砖银行及上合银行等也可提供融资支持；国开行等政策性银行、中国银行等商业银行均在为“一带一路”提供大量融资来支持相关建设。
从民心相通来看，各项工作进展更是举不胜举。国家旅游局原局长邵琪伟在中国?南亚智库论坛上提出，“一带一路”汇集了世界80%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全球最具活力和潜力的黄金旅游之路。到2020年中国将为“一带一路”输送1.5亿人次中国游客，将带来2000亿美元消费。
总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争先恐后推出对接“一带一路”的政策举措，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下，“一带一路”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谁能够抢先推进“一带一路”的政策对接和建设，谁就有望在“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抢占先机并取得硕果。
建设经济走廊，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最佳路径选择
2015年，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建设经济走廊，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最佳路径选择。能介绍下目前经济走廊的国内外对接情况吗？
刘英：经济走廊是指在一个特定地理区域内联系生产、贸易和基础设施的机制，主要是通过扩充交通走廊来提高经济效益，以促进相连地区或国家间的经济发展与合作。经济走廊是一种次区域的经济合作，是以区域的全面合作为基础，开展贸易、投资及产业合作，建立以交通沿线为辐射带的优势产业群、城镇体系或口岸体系及边境经济区等，进而实现各生产要素在区域内的有序流动。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要求，为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必须加快互联互通、大通关和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政策的沟通与对接。目前在六大经济走廊国家和地区当中，巴基斯坦、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都与“一带一路”有明确的政策对接。
在中巴经济走廊、中蒙俄等经济走廊建设上，中国分别与巴基斯坦结成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全面部署“一带一路”的具体推进工作；中国与俄罗斯达成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专门签署协议来推进“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建设对接。此外，“一带一路”与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实现对接；“一带一路”与塔吉克斯坦的“能源交通粮食”3大兴国战略，与土库曼斯坦“强盛幸福时代”等国家发展战略都与“一带一路”建设找到了契合点。
从区域经济学角度看，建设经济走廊实质上是发展国际通道经济，也就是依托国际交通运输主干线对生产力的聚集扩大转换功能，来对沿线地区培育和调整产业结构、开发资源及布局生产的跨国跨区域经济。
此外，经济走廊建设还有以下几个重要问题要解决：
一是要解决安全问题，排除恐怖主义侵扰。例如，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中，要在解决安全问题的基础上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设施联通，进而实现贸易畅通。而在所有的经济走廊建设过程中，做好以文化为基础的民心相通是经济走廊建设的重要社会基础。
二是共建经济走廊就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共赢的原则，增进目标方对我国倡议的“一带一路”的理解与对接，通过支持经济走廊建设，在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基础上共同打造命运共同体。十八大后我国更加重视周边国家的作用，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富邻、安邻的原则，体现亲诚惠容理念，而中巴、孟中印缅等经济走廊都是这一理念的生动体现。
三是要加强政策沟通，在共商、共建、共享基础上，促进经济走廊与“一带一路”的高度融合，加强政治互信，推动完善“一带一路”相关法律机制，保证地区和平稳定，推动经济走廊建设的顺利开展，进而推动“一带一路”的建设与发展。
四是在推进经济走廊建设中还要排除一些障碍，比如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的重要课题就在于如何依托便捷的铁路运输系统，推动沿线国家通关便利化、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建设一条便捷高效的经济大通道。目前，“一带一路”与经济走廊很多国家的规划都实现了对接，这将极大地推动经济走廊建设。
五是从经济和实际行动上，需要推动经济走廊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要推动经济走廊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贸易便利化，有效整合资源，促进互联互通，提高经济走廊各国的居民生活水平，促进经济增长和福祉增加，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
总之，加快六大经济走廊建设，将在“一带一路”建设当中起到示范和推动作用，增强区域内部国家对我国的战略互信，促进共同繁荣。经济走廊建设的成功将对“一带一路”建设起到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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