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于2015年10月18日在人民大学国学馆举办主题为“‘一带一路’战略与公共外交策略”的学术研讨会。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研究员、社会系统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长江学者张康之教授主持。会议通过专题报告与专家评议相结合的方式，围绕“一带一路”（OBOR）战略展开讨论。

“一带一路”与公共外交

人大国发院研究员、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就“一带一路”及公共外交等问题做专题报告。王教授认为，“一带一路”在很大程度上是文明复兴的逻辑。“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的，而是世界的，是属于所有人类文明的。“一带一路”倡导的，是超越全球化、世界化的逻辑。要实现这种超越，就必须走一条新路，而不是重复原来的老路。与其用“一带一路”战略，不如用“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的实质，首先是一个交通的构建，其次是一个产业形成的布局，最后是一个大市场的建设。中国的发展必须有自己的特色，不能始终在别人的话语体系中寻求发展空间，不能一味模仿西方的模式而忘记了自身五千年的文化历史，而应积极寻找增长的新标准。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是为了解决中国人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解决世界的问题。“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要解决“世界日益增长的对公共产品的需要与落后的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这是时代的主要矛盾，“一带一路”顺应了时代的要求，改变了单向度的全球化态势。

人大国发院研究员、社会系统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人大学报编审林坚指出，把“一带一路”跟公共外交结合起来很有必要，公众要增加了解、理解和参与。近年来，公共外交兴起，表现为外交公共化、外交民主化、外交社会化和外交虚拟化等。在“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加强公共外交非常重要。前段时间有消息称“一带一路”在悄然降温，事实上并非如此。我认为对当前的研究进行适当的反思、提高学术研究的质量很有必要，要着眼于长远进行战略谋划。

全球智库联合会秘书长、中国宝贝国际投资集团总裁卞洪登认为丝绸之路包

括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和当代海陆空丝绸之路，利用丝绸之路制定新的运营规则很有意义。在这个过程中，公共外交、民间外交大有可为。谈一带一路、丝绸之路，需要从更大的宏观设计、更久远的中国优势的激活，把我们千年世界沉淀的那些东西重新找回来。

“一带一路”与国际合作秩序

人大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柳亦博围绕“一带一路”战略与“去中心化”的国际合作秩序建构问题做专题报告。他认为“一带一路”不同于20世纪60年代拉美国家的依附性发展战略，也不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一带一路”并不拱卫传统的“中心-边缘”格局，也不会通过对外殖民和掠夺的形式进行野蛮的资本扩张。美国主导的一系列“传统”秩序日渐式微，如操纵金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约束贸易的关贸总协定体系、统合国际政治的联合国体系等，或退出历史舞台或频频陷入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一带一路”肩负起了建构一种“去中心化”世界格局的重任，我们应赋予“一带一路”最终打破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战略内涵，并作为战略目标而明确地宣示出来，以求得到发展中国家的理解和支持，并愿意自觉地与中国一道致力于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一带一路”的战略实质不仅在于向西推进的经济整合，同时，作为一项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还应在“一带一路”的建构中指导国内经济结构转型、释放过剩产能、打造国家品牌、促进全面深化改革。在“一带一路”建构中，应注重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和智库专家的参谋作用，对参与各国的文化差异、民族习俗、宗教信仰、本地法令、用工环境、工会规则等进行提前研判，避免盲目冒进。

新中国首位哲学博士、历任中国人民大学软科学所所长、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副总编、中国驻澳大利亚公使衔参赞的李忠尚教授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是切实为中国和其他参与国家带来经济利益的战略构想。从广东省的数字来看，广东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重点十四国进出口贸易总额2014年增长了11.5%。今年1到8月份广东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重点十四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上升了12.1%。这说明合作空间扩大了，而且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参与到“一带一路”当中来的国家均能获益。要探讨全球治理体系与世界公域秩序的问题。公共领域不受单个国家控制，同时是各国所依赖的领域或者区域，构成了国际体系的网状结构，主要包括海洋、空域、太空、网络空间。

人大荣誉一级教授、国发院社会系统工程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黄顺基认为，当前世界存在着一个基本矛盾，即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之下，习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是从全球的角来进行治理，通过多边合作解决这种矛盾。原来我们讲的是国家治理，而现在则应从全球治理的高度来解读两种经济体的矛盾，探索建立一种新的全球秩序。“一带一路”的建构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涉及范围非常广，在境外的推进过程中必然会遇到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地理等多方面的挑战。因此，我们要有系统的思维，从复杂性的角度，将“一带一路”的战略思考充实丰富起来，使得我们国家在世界上真正拥有话语权。

中国太平洋学会原副秘书长、《太平洋学报》编委陈泽卿提出，目前对于“一带一路”这个主题而言，无论是国内众多的研究机构还是智库都在着重研究，然而成果虽多但缺乏一定的创新，多数成果缺乏高瞻远瞩的视野和系统性的理论。“一带一路”需要我们“走出去”，以其中的海上丝绸之路为例，无论是将中国制造的商品运出去，还是把我们需要的货物运进来，均需要以海路畅通为保障。因此，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必须关注“一海（南海）、一洋（印度洋）、一峡（马六甲海峡）”三个重要的节点的畅通安全问题，加强海权维护。

“一带一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李忠尚教授认为，一带一路有机遇，也有挑战。机遇主要体现在：第一，把中国投资过剩的生产能力通过一带一路释放出来；第二，就是通过自贸区把我们现有的巨大的消费能力吸收到国内来；第三，目前我国市场流通的巨量货币，通过股票市场转移到实体经济区。我们已经进入新常态，但是出口有忧虑。随着我们用工待遇的提升，劳动密集型产业纷纷离开中国，我们必须靠创新才能提振经济，而“一带一路”战略正是这个创新的抓手。

人大国发院研究员、社会系统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云飞提出“一带一路”建设中首先要注意建设中国的国家形象问题，其次要考虑宗教、文化因素，第三要考虑环境与能源控制问题，最后要注意“去中心化”与“脱钩”之间的冲突问题。

人大国发院研究员、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张耀军认为，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是一个相对的问题，也是一个绝对的问题。无论承认与否，总有一些发达的地区为中心、相对落后的地区成为半边缘或坠入边缘。但是，中心与边缘又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处在一个流动之中。因此，谈去中心化更多的是用一种“动态的”视角去研究世界格局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一带一路就应该成为我们目前所有国家发展政策的一个抓手，项目与计划都应结合“一带一路”的发展思路来开展。

讨论中，大家认为，“一带一路”是我国的中长期国家战略，旨在突破传统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建构一种合作的国际秩序。在“一带一路”建构过程中，应当注意战略与策略的结合，在战略上实现对传统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和发达国家控制的突围，在策略上则应将和平发展、合作互惠、政企分开以及服务型政府建构等方面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聚焦点。一带一路总体上讲，从至少短期来讲还是中国对外开放，特别是对外经济合作的一个重大的战略的创意，其最主要的目的和战略意义还是聚焦在经济领域的提升。中国目前正处于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我们国家的发展更多是要解决经济转型这个艰巨的任务。就在全球经济都面临下行压力的大环境下，“一带一路”肩负着更多的是带动全球经济复苏的重任。重点打造的不仅仅是两条纵贯亚欧大陆的经济大走廊，而是要借助这一战略契机，助推国家经济和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国家治理的能力，从而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全面深化改革，同时帮助众多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世界体系当中“中心-边缘”结构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一带一路”的目标就是要打破这个结构；所谓“去中心化”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但是它的行动方案应该是地域化再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