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一带一路”极富想象与创意，它源于古代中国的文化符号，又赋予了现代中国的文化元素。有人说，“一带一路”与其说是“路”，不如说是“道”。我是非常赞同这一看法的。原先对应千万级、上亿级人口规模的西方现代性文明及其制度安排，远远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要求，反而成为全球化的桎梏。传统全球化时代，国际交往理性本质上是非理性的，是西方单方面确立的，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逻辑、全球化的演进逻辑相背离的；世界精神本质上是西方精神的世界化，是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的结果。

        “一带一路”建设的制度设计和机制化安排，都是一定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的投射

        文化是制度的本体。“一带一路”建设的制度设计和机制化安排，都是一定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的投射。中国作为“一带一路”的首创国、主导方，中国规划制定的“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纲领，注入了中国价值和中国精神，为重构新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交往理性和世界精神奠定了基础。

        具体来说，“一带一路”的合作主体是沿线国家，不搞关门主义，不孤立第三方，不设排他性条款，这与西方主导的依附型世界体系和集团化合作机制是不一样的。“一带一路”的合作内容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与西方追求的资本扩张、殖民掠夺是不一样的。“一带一路”的合作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它“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这与大国主导、几方共治的西方治理逻辑是不一样的。“一带一路”的核心理念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这与西方惯常的中心意识、冷战思维、优越感是不一样的。“一带一路”的交往理性是“尊重彼此主权、尊严、领土完整，尊重彼此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这与西方奉行的社会制度趋同化、发展模式西方化、西方文化普世化是不一样的。“一带一路”的发展目标是“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这与西方信仰的丛林法则、梯度发展逻辑是不一样的。“一带一路”的理想愿景是“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这与西方建构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不一样的。

        “一带一路”不仅仅是联通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带，也是联通中国与世界的“文明大运河”。“一带一路”蕴涵的丝路精神、发展理念、哲学智慧，将中华古代文明、西方文明的优质基因熔为一炉，将社会主义价值观注入其中，它意味着一种新型现代性即将出场，意味着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和世界精神正在崛起。这是一种对应十亿量级人口规模的人类新文明。

        继承了西方经典现代性的优质基因，但又规避了西方文明的地域性、片面性、狭隘性

        这种新型人类文明和世界精神继承了西方经典现代性的优质基因，但又超越了西方文明的地域性、片面性、狭隘性。这大概体现在这样一些方面：超越线性进化、梯度转移的发展逻辑，代之以跨越赶超、共同复兴的发展观；超越西方中心论，代之以多中心的崛起；超越狭隘的民族观和种族优越论，代之以人类整体观；超越西方文明最优论、文明冲突论，代之以包容互鉴的文明观；超越以实力抗衡为基础的丛林法则、霸权秩序，代之以合作共赢原则；超越小集团化的圈子意识，代之以平等参与的地位观；超越依附型的世界体系和中心-边缘结构，代之以命运共同体；超越历史终结论和意识形态的边界，代之以人类的视野和世界的眼光。总之，“一带一路”建设，改变的不仅是世界经济格局，还将改变全球化的术语，改变国际交往的规则，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

        这种人类新文明的精神实质与中国在全球化境遇中的文化主张相通。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有条件为人类新文明的崛起提供中国价值、中国理念。正是在此意义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说，“中国的奋斗，便是人类的奋斗”。

        人类新文明不仅不会遮蔽民族文化的价值，反而会推动各民族文化意识的觉醒

        人类新文明不是某种民族文化的世界化，不谋求取代各个民族国家的主导文化，更不是要以一种世界性的文明湮没各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人类新文明不仅不会遮蔽民族文化的价值，挤压民族文化的生存空间，消磨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反而会推动各民族文化意识的觉醒，在全球化的境遇中保存“文化自我”，在国际交往中强化自己的文化身份。

        人类新文明与民族文化相互补充，各司其职。民族文化的功能在于塑造国民的文化心理、民族性格、行为方式、生活习惯乃至精神家园，而人类新文明则是为了确立国际交往理性，规范国际交往行为。比如，在一国之内，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我们可以根据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奉行救济原则、帮扶理念、大局观念，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先富带动后富、东部支援西部、内地援助边疆、城市反哺农村等方式来实现共同发展、平衡发展，但如果试图将这套交往理性推广到世界则是非理性的，世界经济交往中“合作共赢”原则显然具有更大的适应性。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陈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