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外开放新阶段，我国面临的规则标准限制和争端越来越多。建设“一带一路”面临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挑战，如果不有的放矢逐一应对，将影响“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推进。

首先，美国积极推动“超区域”贸易协定谈判，试图继续掌控新一轮国际经济贸易规则制定的主导权。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不顾多哈回合谈判发展中国家所关注的发展议题和完善多边贸易体制的需要，将主要精力用于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和《诸边服务贸易协定》等超区域贸易协定的谈判。从近期来看，是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的困扰，竭力圈占国际市场；从长远来看，是试图抢占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主动权。美欧发达国家试图通过超区域贸易协定谈判制定新的规则，然后利用其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优势地位，将区域规则上升为其他国家不得不接受的全球贸易规则，从而绕开以WTO为核心制定多边贸易规则的平台。

其次，大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不断加剧，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凝聚力有所下降、进展缓慢。在美国高调战略东移、推行亚太经济方略的大背景下，如何协调中美日的战略竞争，直接影响着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最近几年，美日都提出了以自己为核心的区域合作设想，并积极争取东南亚国家的支持。美国在亚太地区强力推进TPP；日本安倍政府的所作所为，不断激化中日和韩日关系，直接影响了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的谈判。长期以来，我国积极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成为该地区在冷战结束以后保持相对稳定的重要条件，而现阶段大国之间战略竞争的加剧，却致使亚太区域合作的核心议题开始从经济发展转向安全与军事扩张。

最后，俄罗斯积极推进欧亚联盟建设，以维持和提升其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中亚国家与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关系密切，俄罗斯也在努力推动建设欧亚联盟，以整合俄罗斯与东欧中亚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一带一路”建设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俄罗斯的担忧。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在中亚大力投资管道基础设施和连接中亚各国与中国东部省份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已经使俄罗斯在中亚经济领域中的影响严重下降，使俄罗斯丧失了作为中亚各国优先考虑的主要经济伙伴的地位”。由此可见，妥善处理与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关系，明确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俄罗斯在东亚地区合作机制之间的互补关系，对于中国顺利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至关重要。

应对复杂多变国际局势的最好方式是练好内功。建设“一带一路”需要我国有关部门在对外开放的新阶段，进一步调整思路、更新观念，在引领国际合作机制建设和规则制定方面，贡献中国智慧，发挥领导作用。

其一，从“互惠互利”到“包容惠及”，树立“责任意识”。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2013年中央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进一步提出“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这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倡的“坚持正确义利观，义利并举、以义为先”。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应将以互惠互利为基础的“包容惠及”作为建设“一带一路”的重要原则。适当的发展援助不仅可以提升中国在周边国家的影响力，而且有利于有关合作项目的顺利开展。

其二，从“以经促政”到“政经兼顾”，形成处理政治关系与经济合作的新思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同时，有力带动了周边国家地区的发展，因而，促进与周边国家地区政治外交关系的稳定，往往采取密切经济联系的手段。但事实证明，经济影响力与政治外交影响力有时并不太一致，经济联系密切并不意味着政治外交关系必然稳定。“一带一路”战略涉及国家多、领域广、跨度大，相关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状况差别较大，科学恰当地处理好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至关重要。为此，要充分考虑政治关系，在理顺政治关系的基础上推进经济合作。

其三，从强调“对外开放”，到塑造“双向开放”，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创造有利国际环境。我国在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国内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对外贸易结构、有效利用外国投资、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国际上面临一些国家出于政治考虑对中国对外开放的抵制和限制。在此背景下，建设“一带一路”必须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强调“对外开放”的同时，理顺开放的国际环境，塑造“双向开放”的外部环境，使我国对外开放从“积极推进”阶段发展到“自然融入”阶段。

其四，研究借鉴古丝绸之路的启示，逐渐形成“一带一路”合作的主题思想和指导原则。“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发展水平差别比较大，利益需求也各有不同，将众多国家协调在一起，需要有一个能够凝聚各方共识的主题思想和基本原则，包括处理国家之间经济关系的原则、协调政治关系与经济合作的原则、达成共识的规则、解决争端的机制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丝绸之路留给我们的宝贵启示是“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中国可以在此基础上，为“一带一路”建设提出更为具体的指导原则。

 作者：赵龙跃，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球价值链时代国际规则制定与我国的对策研究”负责人、南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