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以及新的合作标准,能够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实现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

随着中国向世界最大经济体迈进的步伐,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当中国从“跟跑者”变为“领跑者”,“中国为世界带来什么?”就成为必将长期影响世界的深刻问题。“一带一路”的倡议就是顺应当前国际国内发展新趋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从世界秩序的顶层设计高度回答了这一问题。

“一带一路”的合作重点包含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其内涵就是要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基础,在理念上全面超越旧有模式,塑造全球化新标准。具体来说,分为治理机制、合作网络、贸易体制、货币金融和文化交流这五个角度。

政策沟通:从G7秩序到包容共赢。西方七国集团(G7)是欧美主导下的全球政治经济治理机制,是构建小圈子决定全球事务的产物。随着西方七国占全球经济总量比重从高峰时期的85%下降到当今的不到50%,G7已不再有能力擅自决定全球事务。而“一带一路”倡导的合作原则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倡导文明宽容,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能够使每个参与方在平等合作中获取“正能量”。

设施联通:从“跨大西洋”到“亚欧时代”。近代以来,以大西洋海上贸易路线为纽带形成的“跨大西洋体系”一直是全球贸易网络的中心,承载着全球最大的经济活动总量。而今,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区域已成为世界经济的新中心,也使得联通亚洲与欧洲成为全球经济形成新增长动力的迫切需求。高铁的发展则为贯通亚欧大陆的陆路联通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行性,全球经济合作网络将进入“亚欧时代”。

贸易畅通:从降低关税到“贸易与投资便利化”。二战后形成的以WTO为基础的全球贸易体制,关注重点在于“降低关税”,这就决定了贸易谈判的落脚点是产品关税。这种状况其实来自于现行全球贸易体制的隐含假设:贸易的主导方式是海洋贸易,这样从港口到市场之间就只有海关这一个环节,当然主要谈关税问题。而“一带一路”则带来贸易方式的改变,相应地,更加全面的“贸易与投资便利化”主张将更加适应当今的全球价值链时代。

资金融通: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人民币国际化。二战后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从制度上规定了以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尽管20世纪70年代进入浮动汇率制时代,但美国通过“石油必须用美元结算”的规则维持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也带来美国通过“印钞”从全球获取霸权红利以及金融衍生品过度发展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等一连串后果。而“一带一路”则为全球带来货币制度上的新机遇,欧洲多国竞相设立人民币结算中心,世界多国竞相加入亚投行,表征着全球对人民币的迫切需求,也说明世界对搭上中国发展高速列车的渴望。

民心相通:从“文明的冲突”到命运共同体。冷战结束后,“文明冲突论”一度成为西方国际治理思想主流,这与西欧文明的扩张史总是伴随着与各种文化、文明的冲突有关,而这种治理思想却造成各种地区冲突愈演愈烈。与之不同的是,丝绸之路交往史从不推行特定文明的优越论,一向是在双方平等交流中实现文化共享。数千年文明交往形成了丝绸之路上多元文明,“民心相通”就是让多种价值观的精髓相互学习,为区域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各国都在反思战后国际秩序的得失。这一背景下,有着自然地理与人类文明史双重基础的“一带一路”倡议受到广泛欢迎,反映了全球对重塑国际秩序的普遍愿望。“一带一路”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以及新的合作标准,能够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实现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把未来发展引领到优势互补、休戚与共的新路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