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林毅夫 汤敏     演讲地点：北京大学

林毅夫：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耶鲁大学博士后；第七、八、九、十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副行长。现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国务院参事。

汤敏：武汉大学数学系毕业；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国际金融与贸易硕士，国际金融与贸易、计量经济学博士；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现为国务院参事。

      我国新时期对外开放的“龙头”

□ 汤敏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是一个突破性、全局性的长期战略。“一带一路”是打造中国与相关各国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构想。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东边牵着亚太经济圈，西边系着发达的欧洲经济圈，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通过海上互联互通、港口城市合作机制以及海洋经济合作，将中国和东南亚等国家临海港口城市串连了起来。“一带一路”将带动整个中国西部地区的开发和开放，解决中国的区域间发展差距问题，以实现新时期国内的城乡、区域间均衡性发展。因此，“一带一路”实际上是统筹改革开放的全新战略，是我国新时期对外开放的“龙头”。

■ 为什么要“一带一路”？

开辟新市场调整对外开放模式的需要。金融危机打破了“西方消费、东方制造”模式，国际分工重组。经过了这次金融危机以后，整个的世界经济正在重构。过去那种“西方消费、东方制造”的国际分工模式现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欧洲、日本的消费能力在下降，储蓄在增加，再靠借钱来消费模式难以为继。同时，国际经济结构性的变化对“东方制造”产生了很大的挑战。我国过去的靠大量出口、巨额顺差的模式也将有所变化。

发展“一带一路”是全球范围内对新增长动力的需求。全球性产能过剩加剧，需要新需求、新增长动力。产能过剩，其实不仅是中国，实际上是全球各国都面临的大问题。最近出现的石油及大宗产品价格大幅的下降，都跟全球性的生产过剩有很大关系。

此外，在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重构过程中，特别是美国主导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需要第三极来平衡。TPP和TTIP涵盖的内容与贸易自由化的水平都远高于正在谈判中的世贸组织多边贸易规则，是依照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而制定的贸易规则标准。美欧市场规模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使得TPP与TTIP一旦形成，现行多边贸易体制有可能会被边缘化。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都被排除在TPP与TTIP的谈判之外，如无应对措施，可能会造成这些国家的地缘经济困局，需要第三极来加以平衡。而被排除在TPP、TTIP之外的国家，大部分恰好就是在这“一带一路”之上。

从国内的角度看，我们也需要一种新开放战略。以“引进来”为主的模式实行了三十多年，随着我国比较优势逐渐减少，这种经济模式受到了很大挑战。以劳动力成本为例，在我国，一个劳动力工资成本达到年均4000到5000美元，这在亚洲发展中国家中相当高了。面对这种情况，一大批劳动力密集型产品需要转移出去，部分企业也会走出去，这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实际上，我国从去年开始已经成为净投资国。十年前，我国对外投资总量还很小，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世界上第三对外投资国了。

从国际宏观环境变化和国内的经济需求来看，在新时期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开放战略。这个新战略可以用“一带一路”来概括。虽然它叫“一带”“一路”，但其范围与意义远远超出了过去的那种“带”“路”的概念。它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开放的大战略。“一带一路”包括65个国家，44亿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63%，它整个的外贸、外资的流入，每年增长分别是13.9%和6.5%，比全世界平均增长都快很多。预计未来的10年里，在“一带一路”的国家里，整个出口将会占世界的1/3，真正成为第三极。

在这些相当多的国家中，人均GDP才3000多美元，跟我国有一个发展差，存在着非常大的市场。

■ 如何做好“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以推动实现区域内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为重点，其中以中国对外投资为主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源资源合作、园区和产业投资合作等领域将是核心部分。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对外投资，中国企业的“走出去”要配合国家的大战略，优先考虑“一带一路”，抓住这个大机遇。

在“一带一路”上，长期以来已经形成很多区域的、多边的、双边的合作机制。早在1990年初的时候，亚洲开发银行就开始推动各种各样的亚太经济合作形式，如大湄公河三角区，中亚经济合作区等。20年间，做了很多的工作。各国互联互通的概念，亚太经济合作的理念都已形成了，很多项目都已经有了初步的设计。“一带一路”将在这些基础上，把已经形成的亚太经济合作推向更高的层次上。

要真正发挥好“一带一路”的引领工作，我们需要有一系列开拓性的政策与措施。

建立有效的政府间协调机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发展水平差异大，利益诉求不同，应尽快制定以双边为主、多边为辅、操作强的政府间交流机制，争取我国对外投资方向、项目与各国实现项目合作、战略对接。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考虑成立建设合作规划编制小组，建设一批合作典型项目，产生示范效应。

基础设施建设优先。帮助沿线国家改善交通、电力、通信基础设施，通过高铁、铁路、公路、水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资源的合作开发、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等一揽子安排，推动亚欧经济一体化。按照亚洲开发银行的测算，每年的亚洲国家需要73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包括铁路公路、油气管道，电力通道、通讯等基础设施投资。根据我们在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的经验，基础设施投资回报都是相当稳健的，而且能产生很多附加的、溢出的效果，投资风险相对较小。

除了对外投资外，我们还需要跟进其他的产业投资。有了基础设施，产业进入就容易发展，反过来，有了产业进入，基础设施才能发挥它的作用，才能发挥其经济效益。中国正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外迁的时期，把一部分产业转移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去，把我们相对成熟的工业，像核电、轨道交通、工程、机械、汽车产业作为我们到国外投资的强项。

推出一批“一带一路”投资项目清单，积极推进若干产业园区建设。鼓励国内企业和沿线沿边地区依托现有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园区，通过合作、合资等灵活方式，在境外合作建立产业园区、境外经贸合作区等各种类型产业合作区。把基础设施投资、园区建设、资源开发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项目有机地结合起来。

积极构建多元化投融资框架。“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金融支持。当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已经成立或正在筹备。以这两大机构为投融资平台，搭建更加开放的投融资框架。有关部门应该支持“一带一路”沿线省份推出地方版丝路基金，并出资成立其他类型基金。鼓励国内银行与金融机构到“一带一路”国家设立分支机构；还可以发行长期债券，特别是动员更多私人部门的资金以PPP模式投资。

■ “一带一路”风险何在？

“一带一路”战略在多个高风险地带深入推进，这些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地缘政治复杂，缺乏多边自贸安全体系和有效投资合作机制，制约了区域内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一带一路”还会可能因挑战国际秩序引发大国战略冲突。美国、日本等国家跟“一带一路”都有一定的利益冲突，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事关重大。

沿线国家之间的经济差异过大，特别是政治、社会、法律之间的差别过大。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的投资，都充满着巨大的风险。

除了外部风险，还有我国企业面临的内部风险。我们的企业“走出去”的准备还不足，企业在国内政府种种政策的呵护下还能生存，到比较恶劣环境里，还能不能生存？从总体上来说，在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大规模走出去，快速走出去，就有可能要交很多的学费。

我们还要面对着保护主义、汇率风险、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以及东道国在环境、法律、劳工福利等方面的要求。

为减少风险，首先要重新梳理我国对外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并根据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与那些中国企业投资较多的国家，要重新修订双边的投资保护协定。为防控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政治风险，政府还应当建立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加强对重点国家和地区的风险评估和风险信息发布；利用外交手段同相关国家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提供经济外交支撑。充分利用国际法制规则应对风险。企业应全面客观地评估重大投资交易的政治风险；积极开展多方位的公关活动，融入当地社会以缓和矛盾；主动参加包括世界银行与各地区性国际开发银行提供的海外投资保险，合理进行风险转移。

为防控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汇率与金融风险，应进一步支持出口信贷，扩大“走出去”企业的融资渠道；国家要鼓励银行金融企业走出去，到企业投资密集的地方去提供服务；企业应当加强对汇率与金融风险的管理，合理利用各种金融避险工具，降低财务风险。

提高走出去企业环保意识与履行环境保护社会责任行为。将环境影响评价、协议保护机制、生态补偿（生态服务费）和企业社会责任纳入其中；倡导企业树立环保理念，尊重东道国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保障劳工合法权益，实现自身盈利与环境保护“双赢”；投资合作项目必须依法取得当地政府环保方面的许可，履行环境影响评价、达标排放、环保应急管理等环保法律义务；鼓励企业与国际接轨，研究和借鉴国际组织、多边金融机构采用的环保原则、标准和惯例。

让发展中国家“造血”

□ 林毅夫

“一带一路”是我国外交的新倡议、新战略，旨在通过沿线国家间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贸往来，促进各国间的政治互信、经济融合和文化包容。“一带一路”沿线的许多亚欧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基础设施普遍落后。该倡议实施后，短期内可为所在国增加就业机会，长期来看，可以提高其经济增长的潜力，帮助发展中国家逐渐完成从发达国家“输血”的发展援助模式向自身“造血”的发展合作新模式转变。

■ 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

为了推动全球经济的复苏，我曾提倡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内涵的“新马歇尔计划”。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既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也有利于发达国家，是一种多赢的国际发展合作。

2008年9月，美国雷曼兄弟倒闭促发了自1930年的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发达国家是这场危机的导火索，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才能真正复苏。但是，结构性改革所包括的降低工资、福利、政府减少赤字等措施，不仅会在短期内压低消费、扩大失业，在失业率居高不下推行，还会在政治上面临很大阻力。

过去的危机通常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爆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常会建议发生危机的国家以货币贬值增加出口，给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此次危机在发达国家同时爆发，发达国家都有结构性改革的需要，一个国家想以贬值增加出口为其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必然引来其他发达国家的竞争性贬值，结果大家都无法增加出口，也难以进行结构性改革。

预见国际货币组织传统措施的失效，我在2009年初提出了一个全球复兴的“新马歇尔计划”，主要内容是对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进行大量投资。这些基础设施投资不仅会消除增长瓶颈，促进所在国的经济增长，还会拉动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的出口，给发达国家创造和货币贬值一样的结构性改革的空间。

之所以提出这个全球复兴的“新马歇尔计划”，是因为不仅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还有改进空间，而且，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非常差。发达国家与其以财政赤字发失业救济，还不如把同样的资金用来投资于本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的建设。除了达到启动需求、创造就业的作用，还可以提高其增长潜力，增加财政税收，弥补财政赤字。另外，主权基金、退休基金、中国及石油输出国的外汇储备大量购买政府债券，收益率很低，也都不如用于基础设施投资。

上述建议在提出以后，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2010年，20国集团首尔峰会将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基础设施列为发展共识的第一项。2013年的圣彼得堡和2014年的布里斯班峰会也再次强调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也倡议以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经济复苏的措施。但是，到现在尚未有国家采取实际行动，为全球复苏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基金。如今，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设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及丝路基金，率先推进亚欧间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全球做出了榜样。

■ 劳动密集加工产业转移

“一带一路”战略为我国营造友好的外部环境之外，还扩大我国外汇储备的使用范围，培育我国出口增长点，沿线有许多资源丰富的国家，也有利于我国获得发展所需的资源。在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和建筑材料的供给上，我国拥有比较优势。

在推动为发展中国家“造血”的发展合作新模式上，我国还有一项法宝，即巨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国内工资上涨，逐渐失去比较优势，大量的劳动力密集产业将逐渐转移出去。自工业革命以来，类似的转移已经出现过多次，为承接国创造了工业化、现代化的窗口机遇期。能够抓住这个窗口机遇期的发展中国家，就能够实现二三十年的快速发展，摆脱贫困，成为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这次，我国劳动密集加工产业转移的新特点在于规模庞大。按照2014年公布的第三次工业普查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的就业人员是1.24亿人，相当于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劳动密集产业向外转移时的12倍，20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劳动密集产业向外转移时的22倍。世界上能够承接这么大规模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地方只有非洲。非洲有10亿人，大量剩余劳动力在农村，年轻人比例高，工资水平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在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到非洲方面，已有2012年东莞的华坚鞋业集团的成功案例，该集团以“两头在外”的方式在埃塞俄比亚投资设厂，创造2000个就业岗位，当年实现盈利。它一跃成为埃塞俄比亚最大出口企业，还使埃塞俄比亚鞋业出口翻一番。同时，这种做法也有利于我国附加价值较高的中间部件和相关机器设备的出口，为我国的产业升级开创国外的市场。所以，和“一带一路”一样，这也是一个双赢的发展合作模式。借助“一带一路”，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基础设施建设两个战略都可以为与我国进行发展合作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造血。

■ 国际发展合作新模式

以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转移为主要抓手的发展合作新模式对国际发展有很大意义。

二次大战以后，发达国家设立了很多多边、双边的发展机构，比如联合国开发总署、世界银行、美国援外总署、英国国际发展部等，但并没有真正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在中等收入陷阱和低收入陷阱中挣扎。从二战以后到现在，在近200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当中，只有韩国和中国台湾两个经济体从低收入进入到高收入行列。只有13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其中8个是西欧周边的国家，另外5个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

发达国家对外援助所以未能取得成效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已经走完了劳动密集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阶段，在这两方面不具比较优势，对于发展中国家只能采取“输血式”的援助，并附带许多额外的和发展无直接关系的条件。

在推行对外发展合作新模式方面我国也面临不少挑战。一方面，中国企业没有做好走出去的准备。“走出去”战略在2001年才提出，国内外的政治、金融、法律环境都不一样，很多走出去的企业最终失败。这既需要企业提高素质，也需要政府提供帮助。

此外，中国对外合作政出多门，有商务部、外交部、财政部、农业部等，还有进出口银行、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他们都有对外援助资金，结果是力量非常分散，不能集中使用。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成立一个统一协调对外合作关系的国际发展合作部，来把资源组合起来，推动建立我国国际发展合作的新格局。